馆子不大,只有八张桌子,挂着块褪了色的木匾,是我太爷爷那辈传下来的。菜也不多,就那二十来道地道的杭州菜——西湖醋鱼、龙井虾仁、叫花鸡、宋嫂鱼羹,还有我们家的招牌,东坡肉。 我这人做菜,有个讲究:宁可少卖,不能砸牌子。我太爷爷当年给一位老先生做过菜,那位老先生留下一句话,被我刻在厨房的墙上——"菜做的是人心,人心不诚,菜就没了魂。"这句话,我记了三十年。 东坡肉,是我们家最讲究的一道菜。 一块好东坡肉,要选五花三层的猪肋条,肥瘦相间,皮要薄,肉要厚。先用滚水焯去血沫,再小火慢焖,一焖就是三个小时。冰糖上色,绍酒去腥,生抽提鲜,最后加一勺酱油膏,把汁收得油亮黏稠,一块肉,红得发亮,亮得透光,用筷子一夹,颤巍巍的,入口即化。这才是真正的东坡肉。 我做了三十年,这道菜,从没出过差错。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,就这道传了三代的招牌菜,会在一个秋天的中午,差点砸在我手里。 那是个周六的中午,天气正好,西湖边的桂花开了,满城都是甜香。 一拨客人推门进来,是七个外国人,说话叽叽喳喳的,我仔细一听,说的是法语。陪着他们的,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,看样子是导游,胸前挂着个小牌子,正一边替他们点菜,一边笑着介绍。 我迎上去,那姑娘对我说:"老板,这几位是法国来的游客,第一次到杭州,想尝尝最地道的本地菜。" 我笑着点头,说:"好嘞,交给我。" 导游替他们点了几个菜——西湖醋鱼、龙井虾仁、宋嫂鱼羹,最后问我:"老板,你们家的招牌是什么?" 我说:"东坡肉。我们家的东坡肉传了三代,来杭州的人都得尝一块。" 那姑娘回头跟几位法国游客说了一通,只见那七个人眼睛都亮了,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拍着桌子,兴奋地说了句什么,其他人跟着笑起来。导游回头跟我说:"他们说,早就听说过东坡肉,是苏东坡发明的,一定要尝!" 我笑着说:"那就一人来一份。东坡肉这东西,讲究一人一份,一人一块,才是正经吃法。" 导游点头:"行,那就七块。" 我转身进了厨房。 我洗手,系围裙,从坛子里挑出七块最漂亮的五花肉,一块一块摆在案板上。我的刀磨得很利,切下去,肉块方方正正,肥瘦分明。我点火,热锅,下肉,把这道我做了三十年的菜,认认真真地做了一遍。 一个多小时后,七块东坡肉,整整齐齐地码在七个白瓷小盅里,每一块肉,油亮红润,颤巍巍地立在盅中央,配上一小撮翠绿的细葱丝,看着就像一件件小小的艺术品。 我亲手端着托盘,走到那桌客人的面前,把七个小盅,一个一个摆在他们面前。 "七位,东坡肉,慢用。" 七个人的目光,都落在了那七个小盅上。 我原本以为,他们会像所有第一次吃东坡肉的人一样,露出惊叹的表情。可我万万没想到——就在汤盅落桌的那一刻,那七张脸,齐刷刷地变了。 七个人,先是齐齐一愣,然后相视一看,脸上的表情从惊讶,变成了困惑,再从困惑,变成了慌乱,最后,齐刷刷地——铁青了。 那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,握着筷子,愣在那儿,脸色发白;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年轻女人,捂住了嘴,眼睛瞪得老大;还有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,把自己的汤盅往桌外推了推,好像那里面装的不是菜,而是一件烫手的、难以接受的东西。 他们一个都不动筷子。整张桌子,安静得能听见窗外风吹桂花的沙沙声。 我端着托盘的手,也慢慢地僵住了。 我做了三十年菜,从没遇到过这样的场面。 "怎么了?"我笑着问,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温和,"是不是……不合口味?" 陪着的导游姑娘也愣了,赶紧凑过去,用一口不太流利的法语,问了几句。只见那七个人七嘴八舌地说了一通,表情急切,时不时还指一指自己的小盅,指一指同伴的小盅,又指一指我。 那姑娘听着听着,脸也红了,转过头来,脸上带着一种很不好意思的表情,小声跟我说:"老板……他们……他们误会了。" "误会什么了?" "他们以为,"姑娘的脸更红了,声音也压低了几分,"您端上来的,是一大块肥肉,是那种……是那种不能接受的东西。在他们那里,猪肉不是这么吃的。他们餐厅的猪肉,都要切成薄片、去肥、去筋,蘸着酱配面包吃。他们没见过这么一大块肥瘦连在一起的肉,还带皮,还是红亮亮的……他们以为,您是把'猪身上最不好的一块'端给他们了。" 我愣在原地,脑子里"嗡"的一声。 我低头看了看那七块东坡肉——那是我做了三十年、引以为傲的招牌菜,是我用最讲究的火候、最正经的办法焖出来的七块好肉。每一块,肥瘦均匀,三层分明,皮红肉嫩,那是五花肉里最好的一块。可在这七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眼里,它却成了一块"下不去口"的肉。 我张了张嘴,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那七位法国游客,还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。我看见那个戴眼镜的男人,用叉子挑起那块肉的一角,又放下去,摇了摇头;那个年轻女人,用手机把汤盅拍了下来,似乎是要发给朋友看;还有一个年纪稍长的妇人,对着导游叽叽咕咕地说着,表情里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抗拒。 那一刻,我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 不是委屈,也是说不清的难受。 我这道东坡肉,